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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咨询师要承担多少秘密?

发表于 2018-10-15 14:36
  心理导读:作为心理健康专业人士我们会尽最大努力去遵守行为规范,并且注重医患关系的界限。但是,当精神科医生诊治他们的生活圈子或者工作圈子里的医生(或他们心爱的人)的时候,其他因素往往会产生干扰。   ---www.tspsy.com
 
心理资讯:心理咨询师要承担多少秘密?

心理资讯:心理咨询师要承担多少秘密?
 
  当我在1972年完成住院实习以后,我走上了两条同样诱人的职业路径——学院精神科工作和私人开业治疗师,它们在很多方面互为补充。为医学学生和住院实习生讲授精神医学课程和进行家庭诊疗,使我能够与时俱进地接触医学院和研究生培训中介于专业发展和个人成长之间的很多问题。身为本科精神医学教育负责人,我不仅能够了解学生们对教学问题的想法,还可以了解他们对医学院和医院里的学习风的关注。身为未来医生的教师兼管理者,我怎么可能不关心那些关于乏味的教学、虐待医学学生、性骚扰以及我们医学中心如此之多的医生萎靡不振的情况的报告呢?
 
  对家人的忧虑
 
  作为心理健康专业人士我们会尽最大努力去遵守行为规范,并且注重医患关系的界限。但是,当精神科医生诊治他们的生活圈子或者工作圈子里的医生(或他们心爱的人)的时候,其他因素往往会产生干扰。其中之一就是某些医学领域的封闭性和狭小性。有时候,职业和家庭之间的界限是非常松散的。
 
  当我应邀为科琳(Colleen)治疗饮食障碍的时候,我没有想到对她的治疗工作我会感到如此不安。她当时21岁,她的父母都是医生。我没有违反传统的规则(也就是说,我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她,而且与她父母也只是在一次晚会上被人简短地引荐了一下)。我和他们没有先前存在的或者正在发生的关系。我所不知道的是科琳和我时年21岁的女儿有一个共同点一同一个男朋友加思(Garth)。他是我女儿的第一个“真正的男朋友”,是在我女儿从17岁到18岁那段时间。一年以后,他成了科琳的男朋友,他们之间的关系维持了大约一年半。大约在科琳成为我的患者之前的六个月,他们之间的关系破裂了。
 
  在将科琳送入医院治疗并且帮助她度过了严重的体重下降和抑郁危机以后,我开始对她进行心理治疗,探讨一些导致她患病的动因。在一次会谈的时候,她谈起了她和加思的关系以及她对他的愤怒。她不停地描述他是多么地暴虐言词方面、情绪方面、肢体方面以及性的方面。他常常羞辱她,当他生气的时候就给她叫“笨蛋”,咒骂她,并且指责她对他“不忠”。他常常与她约会却不露面。他会答应打电话给她却又“忘记”。有两次,他打了她——一次是他不喜欢她的穿着而她拒绝更换——还有一次晚会上与他最好的朋友聊得时间太长了。他还强奸了她一次,当时她来月经了,不想做爱。她没有告诉任何人这一切——包括下周要为她治疗盆腔炎的家庭医生。
 
  对于一名治疗师,听患者讲述虐待经历从来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但是这一次与众不同,对我来说艰难得多。科琳所描述的,是那个我原以为我很了解并且真心喜欢的年轻人吗?那个彬彬有礼,尊重我的女儿(我以为)、我妻子和我的人?这就是那个我原本以为,假如我女儿和他晚几年相遇的话,会成为非常棒的女婿的人?我女儿与男性相处的时候,真的像表面看上去那么自信那么安全吗?突然之间我感到疑虑重重,心中充满了身为父亲的担忧。
 
  这个小插曲表明了从事心理治疗的一种令人痛苦的现实——医患承诺的伦理约束力。我不能够探寻我女儿和加思之间的关系。我不能向她透露我在心理治疗过程中听到的一切。我不能够告诉她科琳是我的患者。我所能做的就是用自己的方式去处理这些信息,并且希望我女儿和加思之间发生的事不像可怜的科琳所经历的那样。
 
  承载医生患者们的秘密
 
  只要有可能,我力求永远不要卷入到与我的医生患者们之间的利益冲突中去。例如,我不接收那些正处在我的督导之下的医学学生或住院医生作为患者。当我供职于住院医生选拔委员会时,对任何曾经是我的患者的申请人,我都会借故回避(尽可能巧妙地)对他们的评估和决断。
 
  但是尽管有这些预防措施,我还是不止一次地陷入打乱我内心平衡的情境中。有一个例子是这样的:我在指导一个医学学生关于儿童期性虐待的讨论会。发起讨论会的那位学生提到了乱伦及其后果。另外五名医学学生中有一位女生,在考入医学院之前曾经有两年时间是我的患者。她是父女乱伦的受害者。我感到非常紧张。我能清晰地回想起她在我办公室里讲述的痛苦回忆,好像那就是前一天发生的事。我不敢看她,不敢重新体会多年以前作她的治疗师的时候,我作为一名男性所感受到的那种羞耻感。
 
  这里还有另外一一个例子:我的一位同事打电话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里对我说道:“嗨,你听说了吗,A医生(我们医学院一位很出色的临床专家)刚刚被解雇了——他与一个患者有染!”我义愤填膺地回应道:“那是彻头彻尾的谣言,我不相信。那是不怀好意。你不要到处散布。”我的同事所不知道的是,A医生和他的妻子是我的患者。对于他们——以及他们经受的痛苦——我有着极端的防御性和保护性。A医生在抑郁和婚姻不幸福的一段时间里,确实和一位患者有一段短暂的关系。现在这已经结束了。我让他接受抗抑郁药物治疗,而且他和他妻子在接受我的婚姻治疗。A医生抑郁得想要自杀,而且为自己带给他患者、妻子和孩子的痛苦和羞耻而感到羞耻。这个人并不是一个沉迷于性或四处猎艳的人。他是一个精神上正受到损伤的医生,他正常的判断力受到了心理疾病的影响。他的医学同事们对他的流言蜚语使我感到厌恶——而且使我对于我们相互之间的残酷冷漠感到非常沮丧。
 
  身为精神科医生,意味着我还能了解到那些本身不是我的患者,却与我的医生患者们关系密切的人的信息。在治疗过程中,我的患者们会谈论关于那些与我一起工作或者教学,或者同在一个委员会任职者的是是非非。我已经习惯了拥有一个“充斥着秘密的脑袋”,并且对这些人的评判无所谓。但是我还是感到局促,因为我在这些医生不知情或不许可的情况下知道了关于他们的事情。很多例子酒涌上心头:B医生有生殖器疱疹,C医生前一年与我的患者有风流的事,D医生阳痿,E医生因为滥用药物而接受治疗,F医生已婚,有四个孩子,却与我的一位男同性恋医生患者频频约会,G医生是HIV阳性,H医生有不育症,I医生和她丈夫快要离婚了,如此等等。
 
  (作者:麦克尔·F·迈尔斯 | 来源:危险的心理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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