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发表于 2019-09-11 15:16
心理导读：解放神学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建立“基础社团”，通过成员在学习、决策和行动等阶段的积极参与，提高大众的宗教和社会意识。解放神学常常借助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析工具，并在一开始就受到拉丁美洲天主教会高层的支持。 ---www.tspsy.com
宗教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还有不少宗教机构毫不掩饰地为其成员提供财富回报或成功的希望，或者是通过改变他们的运气，或者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变得更为节俭、更为多产。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对宗教与经济体系之间关系的研究最具启发性。在书中，他认为，新教伦理宣扬一种生活方式，在鼓励勤奋工作的同时，要求不在多余奢侈的东西上花费，这样收入就有了剩余，那就是资本，可供投资。于是新教主义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这样的说法并非没有遭到挑战，正如其他学者指出的，欧洲的资本主义兴起，也许事实上促进了新教主义的产生，或者至少说，影响是相互的。
在其论文《世界宗教的社会心理》中，韦伯分别探讨了印度教、佛教、道教、犹太教和基督教相应体制中的“经济伦理”对宗数经验的影响。他并没有宣扬经济决定论，只是认为宗教经验的塑造与作为基本宗教经验的主要接受者和传播者的社会经济阶层有关。他提出，知识分子所传递出来的宗教气质与武士阶层、农民阶层、商人阶层、完全没有财产的僧倡阶层、贱民阶层或者政治管理阶层所传递出来的宗教气质是不同的。因为每一个群体的宗教诉求不同，他们是从当前境况出发作出对未来的不同预期的。
不管人们是否同意韦伯的分析和结论，在宗教与社会经济体系或现实的相互关系这一点上，看来他是正确的。但是，这一相互关系不是宗教随着社会经济体系的改变而产生或消灭的决定论。大多数宗教都显示出很强的适应力，能在不同的社会经济系统中生存，社会经济系统来来去去，但大多数宗教能够适应，有时甚至在交替的经济系统中繁荣兴旺起来。
20世纪有一场关于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更符合基督教或者佛教或者伊斯兰教的非常活跃的争论（有时甚至达到这样的程度：人们在谈论基督教、佛教或穆斯林社会主义或者谈论“基督教经济”时，是把它们当作资本主义的同义词）使用的。但事实上，这只是这种或那种社会制度的支持者的一场争论，而不是确证的客观陈述。某些宗教限制（比如借钱不许取利息，或者抛弃现实的财产，或视现世生命为过眼烟云等）对经济行为和宗教信徒的福利当然有很大的影响，而且研究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可能的。我们同意韦伯的意见，宗教相对独立于经济，如果单独或首先从经济利益出发对宗教进行解释是不充分的，尽管它们之间的确相互发生着作用。
梵二会议（1962--1965）后的天主教会诞生了著名的“解放神学”，这一神学诞生于拉丁美洲，注重福音使命中对社会经济贫困阶层的“解放”。解放神学后来扩展到其他基督教教会和地区，如韩国新教版本的民众神学。解放神学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建立“基础社团”，通过成员在学习、决策和行动等阶段的积极参与，提高大众的宗教和社会意识。解放神学常常借助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析工具，并在一开始就受到拉丁美洲天主教会高层的支持。自1980年中期以后，梵蒂冈开始限制解放神学，在梵蒂冈官方文件中对之进行严厉批评，并任命了在社会事务上更为保守的新主教。
在东欧和苏联的共产主义坍塌后，社会主义大大地衰落了。资本主义看起来到处得胜,甚至共产主义中国也在高效的资本主义道路上迅速发展，试图仿效资本主义体制下的新加坡、韩国和日本（这些都是儒家文化占主导的国家）。
出于对伴随经济巨大进步而贫困日益加剧的诸多忧虑，一小部分（但不断增多的）富有远见的商业领导人和经济学家开始把伦理甚至是灵性放在他们产业经营的核心位置，开始了一
项所谓“商业伦理和灵性运动”。这一从商业界开始的运动常常是（当然并不总是）以宗教为推动力的，人们建立了这样的组织：“社会责任商业”（Business for Social Responsibility）、“世界商业学院”（the World Business Academy）和“经济伦理议会”（the Council for Ethics in Economics）、“伦理官员协会”（the Ethics Oficers Association）、环境责任经济联合会（the Coalition for 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Economies,CERES）和考克斯圆桌会议（the Caux Round Table），并建立了一系列必须恪守的经济伦理原则。因此，这些商业领袖和群体的一个非正式的座右铭是“行善赚钱”。除了“行善”以及坚守伦理和灵性，他们的生意也很成功类似于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名言“诚实才是上策”。.
有一个叫作“全球对话学院”（Global Dialogue Institute）的组织，它是专门为下列目的成立的：一方面，把富有活力的宗教间对话所产生的创造力汇聚起来；另一方面，把受到启发的商业集团领袖及机构联结起来。它的使命宣言陈述道：“有少数但日益增多的当代富有创造力的商业领袖们，正在他们的企业中寻求建立社会伦理责任，并关注所有股东的‘内在/灵性’维度……这样的时代已经到来：由这些富有创造力的思想家和行动家引路，把他们的创投事业与深深扎根在以对话为导向的伟大宗教传统中的正面资源联系起来。”
社会成员的经济地位造成某些宗教反应，其中讨论最多同时争议最多的论题也许是宗教意识实际上是由人类经济利益的效应促成的。这个假说由卡尔·马克思作出最为清晰的表述，并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信条。马克思提出，宗教的起源在于由财富的获得和分配不公而造成的人类异化。当人们被剥削和被剥夺时，他们感到受挫和贫困，他们被迫与自己创造的劳动成果异化开来。但通常他们不去反抗和宣称自己的权利，而是求助于虚幻的希望，幻想死后能在公义的上帝那里得到补偿。而另一方面，富人则满足于自己的成功，希望能将如此惬意的条件投射到永恒。于是，经济剥削带来的异化成为宗教的根源，这种异化一直延续到人们意识到自己的现实利益，而不是虚幻的利益，并通过革命废除剥削为止。在将来无阶级的社会里将没有宗教，马克思作出了这样的推测。
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宗教批评者们往往区别很大，这取决于他们继承了马克思众多且微妙的宗教批评中的哪一条线索。一种倾向坚持经济决定论，认为特定的经济剥削状况产生了宗教，所以，如果经济压迫消除了，宗教也就自动消亡了。因这一观点遭到了所谓人本主义的或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驳斥，他们认为这是对马克思观点的简单化。他们争辩说，即使恩格斯也认为不仅经济对上层建筑（法律、宗教、哲学、艺术等等）起作用，逆向作用也同样存在。或许我们应该说，更为准确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经济关系从根本上产生和塑造了包括宗教在内的上层建筑，但反过来，宗教也对经济关系起作用。
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分析环节也许应该接受考验，但其关于宗教与经济相互影响的基本观点是正确的，韦伯对经济与宗教相互关系之本质的见解似乎比马克思的观点更有道理。20世纪后期，人们很少在对这两者的关系的分析中再见新意了。
（作者：Leonard Swidler | 来源：宗教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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