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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对母亲的依恋模式有哪些?

发表于 2020-06-01 18:42

　　心理导读：那些在分离期间没有焦虑的孩子主要都是那些在分离之前与母亲关系十分不好的孩子，或者，换句话来说，母子之间感情越好，孩子在分离期间表现出来的焦虑就越强烈。在大量实证的基础上，我们相信已有足够的把握得出这一结论，无论其他变量在决定上述痛苦感受的过程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权重最大的显然还是母亲的丧失。 ---www.tspsy.com

孩子对母亲的依恋模式有哪些

　　自古以来，母亲和诗人就能够感受到失去母亲给孩子带来的痛苦，但是，科学领域还只是在近50年间才开始对此予以关注。除了包括弗洛伊德的笔记在内的一些早期材料之外，在20世纪40年代之前，科学界并没有对婴幼儿与母亲分离时的行为表现进行观察的连续记录。对此现象最早的观察发生在“二战”期间的汉普斯特德保育院，见多萝西·伯林厄姆（ Dorothy Burlingham）与安娜·弗洛伊德（ Anna Freud）的报告。年龄范围从零到四岁。这些健康的孩子在与母亲分离之后，被送到保育院，得到了战争期间所能得到的最好的照顾。这些研究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但是报告的内容并不系统，对于期间看护情况的巨大变化也没有做完整的记录。不过，其中所记录的现象现在看来仍非常典型，而且报告中所做的生动描述如今也已经为人所熟知。

　　还有一个此类观察来自雷内·斯皮茨和凯瑟琳·沃尔夫（ Spitz＆wolf，1946），他们对监狱系统中未婚母亲所生的大约100名婴儿进行了观察。除了对其中几个孩子的观察持续了18个月，其他观察主要限于头12个月内婴儿的行为表现。在开始的68个月内，所有被观察的婴儿都由母亲照料。随后，“由于不可避免的外部因素”，出现了一次“实际上持续3个月的分离”，“在这次分离过程中，孩子可能完全见不到母亲，最好的情况也只能每周见一次”在此期间，孩子会由其他孩子的母亲或者一名孕后期的女性照顾。与大部分其他此类研究不同，除了母亲的改变之外，在这个研究中，孩子的生长环境在分离期间与之前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继这两组早期研究之后，很多研究出现了。1948~1952年，我的同事詹姆斯·罗伯逊当时在汉普斯特德保育院工作，对大量的儿童进行了观察。这些孩子大部分是18个月到4岁大，他们被送到全托的保育院或者医院，其中一些只住了一两个星期，但还有一些住的时间较长。他的观察尽可能包括了孩子在离家期间的行为表现，也包括了离开前和回到家之后的情况。其中一部分材料发表在1952年到1954年之间的论文和一部影片当中。罗伯逊（ Robertson，1962）还发表了一些家长对幼儿在住院及离开医院一段时间后的行为表现的描述：其中大部分孩子在住院期间没有母亲陪伴，但也有一些母亲同时在医院的案例。

　　继罗伯逊的观察之后，我在塔维斯托克儿童发展研究部门的同事开展了另外两项研究，第一项是克里斯托夫·海尼克（ Heinicke，1956）的研究，第二项是克里斯托夫·海尼克和伊泽尔·韦斯特海默（ Heinicke＆Westheimer.，1966）的研究。两项研究中涉及的儿意年龄都在13个月到3岁之间，他们因被送到全托的保育院而面对分离，大部分孩子两周之后回到家里，也有一些会在保育院住得更久。尽管这两项研究所观察的儿童并不多（第一项有六个，第二项有十个），但从研究设计和观察系统性的角度来说都是非常特别的。此外，针对每一个经历分离的儿意都有一个对照组：第一项研究中对匹配的一组儿童在日托保育院中前几周的表现进行了观察；第二组则对匹配的一组居住在自己家里的儿童进行了观察。海尼克和韦斯特海默使用统计方法对数据进行了分析，同时也对其中一些个别儿童的行为进行了具体描述。

　　在过去的十年间，大量研究陆续出现。例如，在巴黎，珍妮·奥布里和她的同事们观察了一组被送到全托保育院不久的两岁幼儿。之后，这个研究小组的成员又对一组年龄在4~6岁参加为期一个月的夏令营的孩子进行了研究（ David， Ancellin＆Apel，1957）。

　　海尼克和韦斯特海默在他们的《短暂的分离》（1966）一书靠后的章节中，对这些健康儿童在保育院内的观察结果以及这些研究本身做了系统性的思考。这些研究结果之间具有相当显著的一致性。

　　还有一些研究记录了幼儿在住院以及出院后的行为表现。有些来自儿科医生，例如：美国的普鲁夫（ Prugh，1953）、英格兰的伊林沃恩和霍尔特（ Illingworth＆Holt，1955）。还有一些来自心理学家，其中包括苏格兰的谢弗（ Schaffer）对一岁以内的婴儿人院和回家时的反应的考察（ Schaffer，1958； Schaffer＆ Callender，1959）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两位研究者（ Langmeier＆ Matejcek，1963）所做的一项综合性调查。弗农（ Vernon，1965）曾对与医院相关的文献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综述。

　　不同研究选取的对象在很多方面都存在差别。例如，年龄、来源于哪种类型的家庭、被送到哪一类机构以及他们所受到的照顾，另外还有他们离开母亲的时间。“从健康和患病角度，他们也是不同的。然而，尽管有那么多不同之处，并且观察者的背景和期待也有所不同，但结果却具有很高的一致性。大于6个月的孩子对与母亲分离这一事件会表现出某些典型的反应。本文提出的理论主要基于詹姆斯·罗伯逊的观察结果，我们主要引用的也是他的分析。他的基础数据主要是对2~3岁的儿童在全托或住院的有限时间段内在传统看护方式下的行为反应的观察。这就意味着这些孩子离开了母亲以及其他所有次要照顾者及其熟悉的环境，被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由一连串不熟悉的人照顾。后续的数据则来自对他回到家后数月内行为的观察以及父母的报告。在上面所描述的这种设置下，一个15~30个月大的、已经与母亲建立起恰当的安全关系，并且之前从未与母亲分离的孩子，会表现出一系列可预期的行为。根据他对母亲表现出来的主导性态度，我们可以将之划分为三个阶段。我们将这些阶段描述为抗议、绝望和疏离。如此鲜明地将它们区分开来是为了方便我们进行描述，但可以理解现实的情况是每个阶段都与下一个阶段有所重合，也就是说，一个孩子可能会几天或者几周都处于从一个阶段到下一个阶段的过渡期，或者在两个阶段之间摇摆。

　　最初的抗议阶段可能会立即开始，但也可能会延退，通常持续几个小到一周或更长一些。在此期间，幼儿对于失去母亲会表现出强烈的痛苦，并且充分动用他全部但却有限的资源试图重新找回母亲。他通常会大声哭泣，摇晃床的护栏，发脾气，并且时刻关注任何可能是他母亲的图像或声音。他的所有行为都表明他强烈地期待母亲回来。同时，他很可能会拒绝所有替代性的想要为他做点事的人，尽管有些孩子会十分绝望地黏住看护者不放。

　　继抗议阶段之后，在绝望阶段，孩子对母亲的想念仍然十分明显，尽管从他的行为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无望感。主动的身体动作减少或消失，他可能会发出间歇而单调的哭声。他变得退缩，失去活力，对环境中的人没有任何要求，看上去就像进入一种很深的哀伤状态。这是一个安静的阶段，有时候会被错误地理解为孩子内心的痛苦得到了缓解。

　　继抗议和绝望之后，孩子迟早会进入疏离阶段，由于在这个阶段孩子会表现出对周围事物的兴趣，因此常作为孩子正在恢复的信号而被鼓励。孩子再也不拒绝看护者了，他会接受他们的照顾以及他们带来的食物和玩具，甚至可能会对他们微笑和与他们交流。对一些人来说，这样的变化是令人满意的。但是当他的母亲来访的时候，就可以看到这其实并不是好事，因为这些孩子会缺乏这个年龄段正常且典型的强烈依恋行为。他非但不欢迎母亲的到来，甚至看起来好像不认识一样；非但不会黏着母亲，还可能会保持疏远和冷漠的态度；没有眼泪，有的只是冷淡地转身离开。看起来他对母亲似乎完全失去了兴趣。如果他继续待在医院或全托保育院中，通常会发生的情况是，他开始短暂地依恋一些看护者，但这些看护者也会离开他，这些分离重复了他最初与母亲分离时的体验，最终，他会表现出对母亲或者是任何人的接触都无所谓的样子。在经历了几次与令他产生信任和情感的母亲人物的丧失之后，他所体验到的不安会让他越来越少地愿意将自己交给后续的照顾者，而最终，他不再让自己对任何人产生依恋。他会变得越来越以自我为中心，而且，他的愿望和感受不再指向人，物体（比如糖、玩具或是食物）会取而代之。在一个机构或医院居住的孩子如果进入这个状态，那么他对于看护者的改变或离开就不会再感觉不安。探望日的时候，他对父母的到来和离开也不再表现出任何的感受。这点可能会让父母感觉痛苦，因为他们会感觉到，尽管孩子十分渴望他们给他带来礼物，但却不再将他们视为对他来说特殊的人物。他看起来是愉快的，可以适应这种非正常的安排，与任何人在一起都显得很从容，不会害怕。但他的合群是表面化的：他对任何人的出现都不再关心。

　　我们在选用描述这个阶段的词语时遇到了一些困难。最初的论文中使用了“否认”一词。但这个词带来了很多问题，因此后来我们弃用了它，用了一个更具描述性的词“疏离”。“退缩”也曾是一个候选词，但我们考虑到使用这个词有两个不利之处。首先，退缩似乎向人描绘出一个没有活力的对整个世界都表现出退缩的孩子的形象，这与我们通常看到的情况是恰恰相反的。其次，在精神分析文献中，退缩一词往往与力比多理论和本能的概念相连，表示一定量的可以被撤回的能量，但我们并没有使用这个模型。疏离（ detachment）”一词不仅没有以上这些问题存在，而且也与“依恋（attachment）”一词具有对应关系。

　　我们所能够观察到的反应强度及其特定的形式显然受到之前已经提及的多个变量的影响。孩子越是被孤立和限制在围栏中，抗议就越是激烈；环境的差别越小，孩子越是被单一母亲替代者照顾，他的痛苦就越少。如果有兄弟姐妹的存在，即便是非常年幼的（ Heinicke＆ Westheimer，1966），或者受到单一的母亲替代者照顾，尤其是孩子之前在母亲在场的情况下曾经见到过这个照顾者的话（ Robertson＆ Robertson，1967），都可能有效地降低反应强度。

　　无论是分离期间还是回到家里之后，与紊乱程度相关的一个变量是孩子经历分离的时间长度。这一相关最早出现在海尼克和韦特斯海默（ Heinicke＆ Westheimer，1966）的研究中，之后在大部分其他研究者的报告中也都有提及。

　　（作者：约翰·鲍尔比 | 来源：《依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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